今年5月，我随团考察了西班牙银行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西班牙银行业的大变局和由此带来的阵痛。自欧债危机以来，西班牙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不断上升，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其不良贷款率于2012年7月达到9.8%，为50年最高点。银行业连续攀升的不良贷款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金融系统的安全，西班牙政府在欧盟支持下成立“坏账银行”（SARFB），果断出手重组问题严重的银行。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20世纪末的我国银行业：1998年中国国有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达10%，给金融机制的运转造成巨大威胁。中国政府于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四大行1.4万亿的不良资产。本文对两国银行业重组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并比较二者在具体操作层面的区别。

　　一、西班牙银行业重组背景

　　自2008年起，西班牙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陷入衰退。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西班牙经济已连续五个季度萎缩，2012年GDP同比下降1.37%。同时，由于财政紧缩政策持续，国内失业率高企，西班牙经济前景堪忧。2012年西班牙失业率升至25%，为197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

　　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西班牙银行业首先承受不住危机的压力。受已有房地产贷款违约增多、居民收入不见起色和国内失业率高企影响，西班牙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额逐月攀升，连创历史记录。但与此同时，总贷款额却从2011年开始不断萎缩，显示贷款方处于困境。[2]高企的不良贷款率使银行体系岌岌可危，随时面临破产的风险，西班牙政府无奈出手救助。

　　（一）西班牙银行业不良率高企的原因

　　西班牙银行业目前的不良贷款总规模如此之高，主要原因是贷款过于集中于房地产行业且对房地产相关贷款管理粗放。西班牙房地产业连续多年处于上升期，在2008年初更是达到历史高点，导致银行在投资于该行业时盲目乐观；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市场急速滑坡，与房地产有关的企业和家庭无法及时向银行偿还债务，房地产泡沫逐渐破灭。房地产业作为西班牙三大经济支柱之一，泡沫破裂波及众多行业，银行业即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

　　首先，西班牙银行业资产配置的行业集中度过高是不良资产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西班牙房地产业在近十几年不断吸纳社会资金：自上世纪末以来，西班牙政府推进自由市场发展，使得西班牙的私营经济进入“蜜月期”，居民收入全面增加，带动了房地产市场。2000年全球股市进入熊市，标普500、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下跌，一直上涨的房地产成为了最优质的替代品，吸引了大量出逃股市的资金，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另一波上涨。在西班牙加入欧元区后，西班牙政府背靠欧元区的扩张政策再次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升温。房地产业的高回报使得各类资金涌入楼市，地方政府也将房地产视为生财之道，使房地产业成为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也将信贷天平向房地产业倾斜。2005至2008年，西班牙银行业房地产相关贷款占其国内私人部门贷款的60%左右。[3]另外，主要开展按揭房贷业务的45家地区性储蓄银行，其9000亿欧元的贷款总额中有70％投入到房地产部门。[4]西班牙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在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银行业资产配置过于集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业将暴露极大的风险。

　　西班牙银行业除了行业集中度过高，风险控制薄弱也是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西班牙银行贷款集中度高，如果对于该行业内的贷款不加挑剔、放松风险控制，就会在危机时格外敏感。由于西班牙房地产业持续的繁荣，银行对房地产相关贷款审查尤为宽松，房地产相关企业贷款和个人房贷都可以很轻松的获得，风险控制环节形同虚设，给不良资产的大规模爆发埋下了隐患。

　　金融危机将西班牙经济带入衰退，也使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加速破裂。市场上资金流动性骤减，导致大量房地产相关贷款违约，银行借贷压力增大，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2008年危机刚发生时，西班牙成品房建造数量同比骤减60%，2009年再次大幅下跌50%；[5]2008年初至2012年第四季度，西班牙名义房价下跌27%，在欧元区国家中跌幅仅次于爱尔兰和希腊；[6]西班牙建筑业对GDP 的贡献率也从2006年的22%下跌到12.7%。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于2012年6月预测，西班牙房价还将下跌25%，2016年才能触底。[7]房地产业的萎靡不振，引发了广泛的相关行业震动，打乱了西班牙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资金高达6300亿欧元，房地产业导致的不良贷款比2007年高出5倍。[8]

　　（二）西班牙银行业高不良率的影响

　　西班牙银行业的房地产贷款会是否会进一步恶化还很难预测，但各界对其前景普遍悲观。在西班牙政府深陷欧债危机之时，敏感的银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高企的不良率已经对西班牙银行业、政府及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1、对西班牙银行业的影响

　　西班牙银行业难以化解的高额不良贷款使其陷入与西班牙国债同样的恶性循环：坏账增多导致收入减少、资本金不足，银行信用评级被调降，借款成本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银行负担加重，收入更少，信用更差。截至2012年6月底，穆迪已连续下调西班牙28家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和19家银行的短期信用评级。穆迪宣称，降级的主要原因是经营环境变差、主权债务拖累、资产质量受侵蚀和融资渠道受限。信用评级机构的落井下石使西班牙银行业雪上加霜，资金成本高昂，承受着借贷两方的双重压力。

　　银行发生资不抵债危机时都会面临挤兑风险，西班牙银行业也不例外。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2009至2011年间，西班牙平均有4700亿欧元的国内存款是隔夜存款，属于可能“瞬间”就流失的存款。2012年数据显示，西班牙银行存款流失速度达到十五年最高，每20欧元存款中就有1欧元流失。[9]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英国子公司被穆迪降级的次日，就流失了3.2亿美元存款。同时，西班牙银行业有大量存款来自其他欧元区国家，因此面临着欧元区变动导致的外部风险。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2008年西班牙银行业来自非本国居民的存款达1200亿欧元，而在2011年下降到960亿欧元。另外，花旗集团预计，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西班牙可能会流失380亿～1300亿欧元存款。

　　2、对西班牙政府的影响

　　西班牙银行业若发生重大危机，西班牙政府很可能是最后的接盘人。西班牙政府于2012年委托独立的审计评估机构对银行业情况进行考察：一方面，评估银行不良资产导致的资金缺口，计算援助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借此向投资者表明政府对银行业的支持。但即使对各家银行的资本缺口做出了合理而准确的测算，西班牙政府也被认为无力筹措解决问题所需的巨额资金。西班牙股票市场连创新低，其国债利率达到欧元形成以来国外债券融资的最高成本，这些都显示出西班牙政府筹资的难度，而欧洲央行扮演最后贷款人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如何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是西班牙政府面临的挑战。

　　同时，银行业危机使西班牙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雪上加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政府极力鼓动私人部门参与救助，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且复苏无望，其他投资渠道也不能提供良好的回报率，私人部门纷纷规避风险，不参与银行救助。因此，西班牙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带来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2008至2010年，西班牙银行系统冲销坏账带来的损失相当于GDP的9%，达900亿欧元。西班牙2012年第四季度公共债务达8838亿欧元，同比增长7.5%，占GDP的比例高达84.2%，同比增长8%，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0]

　　3、对欧元区的影响

　　欧洲各经济体之间流动性极高，金融业的一体化尤其发达。因此，西班牙银行业陷入困境，其他国家也难免受到波及。自2011年1月以来，西班牙屡次取代希腊成为欧债危机新的焦点。一旦西班牙银行破产，势必在欧元区银行业中引起多米诺效应，尤其是已经同样岌岌可危的南欧国家。意大利、爱尔兰甚至一些法国银行已经开始面临客户的大量提现。因此，欧元区不会坐视西班牙银行业危机，西班牙政府在危机发生后也已向欧洲央行求助。欧洲央行于2011年和2012年，通过长期再融资计划，分别向西班牙银行业输送流动性资金。截至2012年底，欧洲央行对西班牙银行的借款余额已达3375亿欧元。

　　但通过外部经济体长期再融资计划购买政府债的行为不可能长久。欧元区全面而持续的衰退，使大部分国家自顾不暇，也使欧洲央行灵活性降低。一方面，欧洲经济较健康的经济体纷纷反思过去银行业高杠杆、高风险的业务模式，推进银行去杠杆化，增加资本金，以避免发生同样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难以从其他国家得到借款。另一方面，在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均陷入严重危机时，欧洲央行无力向西班牙慷慨解囊，提供大量可持续的贷款。

　　（三）西班牙银行业重组

　　西班牙于2012年8月成立“坏账银行”，以剥离银行业不良资产，改善银行资产质量。“银行重组基金”（FROB）和19个私人投资者——包括国内最大型的金融机构和两家业务遍及西班牙的外资银行——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分别向SAREB注资，以支撑金额为367亿欧元和150亿欧元的两次银行资产转让。SAREB的总资本现在已达到约50亿欧元。在SAREB的运行机制下，银行向SAREB以一定折价出售不良资产，再由SAREB将其重组卖出。SAREB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计划在10至15年内出售。

　　二、中国1999年银行业重组背景

　　（一）1999年中国银行业不良率攀升的原因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自成立起便承担着大量的行政任务，为支持国有企业和大型基础建设提供资金。长期的银政不分和非企业化经营使银行没有经营压力，为政策服务，受政策保护，并不对贷款亏损负责。因此，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未经合理的审查评估，忽略了基本的安全性要求。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中，“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或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的，30％是来自国有企业经营或改制问题，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1100多个不良资产案例成因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国有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沿袭低效率的旧体制，在经济转轨时期没有摆脱对政策指导的依赖性，没有及时形成独立的经营意识。部分地方政府以政绩为先导，盲目扩大低效率投资并强行贷款，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等原因对已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这些贷款并不提供合理回报，日后必然成为不良贷款。银行对地方政府有依赖性，也就难以保持审查贷款的独立性。

　　同时，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经济长期累积的不合理结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方向是国企，其巨额不良资产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企缺乏偿债能力和预算软约束问题。部分国有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负担了体制转轨的改革成本，产生大量政策性亏损，偿还能力下降；另外，由于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扭曲导致了低效率。由于国企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在经济转型期，政府常常会对亏损的国企追加投资或贷款，不会任其破产。[11]因此，国企不断增加固定投资，银行资金被套牢在企业中，被迫继续增加贷款。

　　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曾经的财政、银行、企业“大一统”管理方式，造成了银行得益于政策保护却也因行政干预而扭曲资金配置的情况。大量贷款难以收回给银行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我国实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模式，国有银行规模庞大且有明显的外部性，一旦因不良贷款爆发危机，会导致经济全盘紊乱。为了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财政出资剥离银行坏账。

　　（二）我国银行业重组

　　虽然在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之前，已有多个国家进行银行坏账重组，并提供了成功先例，但国际经验的实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我国银行业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因此不良资产的处置会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区别。第一，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市场游戏规则并未实现良好运行，法律监管也并不健全，大范围的银行业重组容易产生目标偏离。第二，中国不良资产规模很大。当时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占GDP比重高达10.37%，若采取较为严格的贷款划分方式，数字可能会更高，甚至有国外投行宣称中国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第三，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极为不发达，资金规模、投资者都很有限，使得不良资产的市场化处置有一定难度。

　　1999年，在借鉴国外处置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确立了以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导的清理方式。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应运而生，由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分别注资100亿元，按账面价值对口承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以使中国金融业和整体经济轻装上阵。这次银行业重组是我国银行业的转折点。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已十年有余，四大国有银行的存量不良资产也基本处置完成，并取得了25%的现金回收率。此次银行业重组后，银监会和审计署都在不断调查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情况，商业银行也在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力求减少新增不良资产，并从政府的附属机构逐步变成独立的商业机构。

　　三、中西两国银行业重组差异

　　两国银行业重组在背景、基本原则和框架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操作安排的细节方面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许会使未来的重组结果和处置效率产生较大的差异。此次考察，我们对中西两国银行业的重组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从中获取可供我国银行业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两国银行业重组资金构成有本质的区别。西班牙坏账银行（SARFB）的资金来源，既有政府（欧盟）的支持，亦有市场投资机构的参与。其中，由财政注资的国家银行重组基金（FROB）持有46%的总资本，而19个私营投资者——包括其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和两家外资银行——持有另外54%；而我国银行业重组资金完全由政府信用承担，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发行2700亿特殊国债并于2003年动用600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充足国有四大银行的资本金，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全部由财政部注资。权益结构的不同导致了经营目标、激励机制、内部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差异。西班牙银行业重组更符合市场化的原则，因此更有利于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回收率。

　　第二，两国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存在差异。西班牙银行业重组计划中将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于私营机构（54%私人股东），这是为了在未来的处置中追求更高的效率。私营机构相对于国有机构有着更强烈的利益最大化驱动，能够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取得更高的收益和更优质的配置。而1999年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是国有独资性质，决定了它的经营定位是进行政策性处置，基本以快速处置而非商业化重组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因此存在最根本的行为动力差别。十年处置周期内，中国资产市场价格急速上升，但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置回收率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收益幅度。

　　第三，西班牙银行业重组有着更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经营结构。西班牙银行业此次重组经历了风险识别、注资、剥离、加强监管等系统过程，其中风险识别、压力测试和不良资产价值分析，全部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咨询机构（Oliver Wyman）完成。结果是“坏账银行”最高将接受1000亿欧元的不良资产（即银行业平均减记52%），这为不良资产的打折出售奠定了商业化运作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审查监管过程，商业机构不可能出资参加“坏账银行”的构建。而1999年，我国银行业重组实践中的不良资产剥离缺乏聘请第三方审计核数的过程，不良资产定价按账面价值1:1剥离，缺乏相对客观的“真实”成本约束，以至于后来长达数年无法确定激励约束的考核目标。尽管有关债项由中央财政的信用保证，但由于本身缺乏“真实”收益体现设计，债项缺乏市场流动性。同时，由于数据评估缺乏独立性，大规模剥离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五年多时间里仍然陆续发生了三、四次，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第四，西班牙银行业重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银行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和重组，而这在中国1999年的银行重组中并未出现。西班牙市场中占资本总量41%的共45家地区性储蓄银行，绝大部分由于高风险、低效率而被其他经营较好的银行兼并，实现了金融结构在意义上的重建与再生。2012年，西班牙排名第三的班基亚银行（Bankia）与另外三家银行合并，共缩减分支机构1300余家，并于整合后调整业务方向，以此为条件获得欧盟的救助资金。而我国银行业1999年的重组，基本上没有出现机构之间的优化整合。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后，其业内结构并未出现显著调整，甚至有银行将其经营失误导致的不良资产借机转移，掩盖了其经营弊端。

　　第五，中西两国银行业在不良资产的特征上有着明显的行业差别。西班牙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几乎全部体现在房地产相关行业，而1999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则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实体经济领域。这导致西班牙银行业太过依赖于单一行业，明显加大其经营和重组风险。同时，在外部环境上，中西两国也处在不同的境况：当年中国正处于加入WTO前后的快速增长阶段，市场对于不良资产的吸收率较高，对处置进程非常有利，因此大量国企债转股项目以及与实体经济断层的地产抵押最后都得到了很高的价值体现。反观西班牙银行业，房地产行业目前看不到任何复苏的迹象，尽管有15年的处置期设计，但西班牙人口增长乏力，且整个欧洲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支撑西班牙房地产业重新步入繁荣。银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系统性风险很难完全避免，银行风险管理的精髓之一在于行业的选择和行业集中度的管理。

　　另外，两国银行业重组的风险承担对象也有所不同。西班牙银行业重组中，银行股东和债权人承担了大部分的重组成本。根据FROB宣布的重组条款，数家大型国有化银行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将被迫承担至多61%的损失，这也是为了达到欧盟同意官方救助的条件。班基亚银行每股普通股的面值从2欧元削减至0.01欧元，优先股和次级债券的面值从69.11亿欧元削减至48.41欧元。[12]一系列的调整将严重稀释原有股东权益，所占比例将不足1%，其他国有化银行的投资者也将承受重大损失。相比于西班牙银行业利益受损的银行投资者，中国通过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形式将银行坏账按账面价值剥离，使银行整体账面价值维持不变，但资产质量得到提高。在过程中，银行本身利益并未受损，处置形成的过万亿损失都在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

　　西班牙国家银行重组基金FROB曾提出，在问题出现的早期进行重组和改造，会有效减少财政成本，提高处置效率。经验表明，银行对于官方资金的需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政府的延迟介入会提高纳税人支出并减少私人投资者分担风险的意愿。我国银行业重组启动于商业银行尚未因不良资产而爆发风险之时，至今已完成大部分不良资产的处置并取得一定的现金回收率，国有银行也在逐步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消除不良资产滋生的机制。当我们回顾今天我国银行业的优异业绩和发展历史时，不得不承认中央在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帮助国有商业银行重组脱困的举措，是一项符合时宜、非常英明的决策。

　　1999年银行业重组的效果得到肯定，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大跃进让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而房地产企业普遍的增杠杆行为以及各地民间借贷危机也不断暴露与银行相关的风险敞口。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虽处于低位，但已连续三季度反弹，潜在风险也为不良贷款的爆发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最为关键的是，受信贷管理体制影响，我国银行业所蕴藏的风险并不清晰，贷款分类的真实性存疑，这使得不良资产带来的风险更难预料。西班牙银行业重组的最终结果尚待时间检验，但我们清楚地察觉到西班牙银行业重组中的市场化顶层设计安排，值得我国银行业在化解不良贷款风险、优化银行业结构时进行借鉴。

　　参考文献：

　　孙学东，张卓峰，《西班牙银行业不良率攀升原因及影响》，银行家，2012年6月。

　　王春华，《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启示》，中国房地产金融，2007年。

　　韩骏，《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原因分析和警示》，武汉金融，2011年03期。

　　张宇哲，温秀，《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歧路》，企业家信息，2008年07期。

　　Y.Qian, G.Roland，1998，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